中国科学院要院外事局和上海分院核查，结果都不曾接待过“周光磊”。11月6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对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发表谈话，断然驳斥香港《中报》刊载的离奇谣言。这位官员说：中国大使馆不知道有“周光磊”其人，更谈不上有“周光磊”1979年春回国访问之事；邓质方根本不认识这个“周光磊”，9月14日前后一段时间邓没有到过华盛顿，邓在罗彻斯特也没见过彭加木。戴莲如对记者说，9月14日，她除了到大使馆附近一家商店买了点东西外，全天都呆在大使馆内。她说：“我根本不认识‘周光磊’。说邓质方我们二人同‘周光磊’在华盛顿的饭馆里吃饭，见到彭加木，岂不荒唐！”大使馆官员说，香港《中报》那条“独家新闻”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11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正式辟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新华社辟谣的消息。

“外逃”谣言止于智者

　　所谓“彭加木外逃”的无稽谣言，考察队员们哑然失笑：“没有到过罗布泊戈壁滩的人，可能信以为真；到过寻找现场的同志，谁也不会相信那种鬼话！”
　　让我们听听当地部队朱副司令员(原为参谋长，后升任副司令员)对我们说的话：“姑且不讲彭加木同志政治上一贯表现很好，就拿地理环境来说吧，库木库都克地处新疆腹心地带，离中蒙边境直线距离470公里，离中苏边境直线距离大约700公里，离中印边境直线距离1100多公里，中间隔着戈壁沙漠和大山，怎么走得出去？说彭加木同志可能坐间谍飞机飞走啦，那简直是神话！他没有电台，连地图也没有，怎么联络？直升飞机续航能力小，从国境线飞不到这个地区。运输机吧，那里一无机场，二无导航设备，怎么降落？再说，我们那么多雷达，6月17日前后都没有发现过这类目标，因此说，彭加木‘外逃’是绝对不可能的。”同志们把“外逃”谣言当作一桩十足的笑料。

再次瀚海捞针

　　1980年11月初，根据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指示，为了平息社会上的谣言风波，要再一次寻找彭加木同志。第四次进入罗布泊的队伍，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军区独立5团、通讯兵部队、汽车56团和兰州407部队等八个单位共69人组成，配备大小越野汽车18辆。新疆分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王熙茂同志任现场总指挥。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随队住在敦煌指挥部。彭加木的儿子彭海以及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朱相清随队前往现场帮助寻找。为了保障寻找队伍绝对安全，第四次寻找队在敦煌建立指挥所，敦煌指挥所与寻找分队保持无线电联系；发生紧急情况时的救援，由军区空指临时派出飞机担任；有关空地联络信号等也作了明确规定。队伍由14名科技人员、15名解放军战士、7名通讯报务人员、20名司机、4名测工、9名后勤联络人员共69人组成。军区和分院抽调水罐车、油罐车、电台车、物资装备车、吉普车共18辆，携带电台3部、帐篷6顶、行军锅2口、信号枪2支、信号弹4个基数和大量生活用品。
　　队伍从11月10日由敦煌进入罗布泊地区到12月20日撤出，前后共计41天。寻找地区以彭加木同志失踪前的宿营地——库木库都克和脚印消失处为中心，沿疏勒河故道，西起吐牙以西6公里，东到科什库都克，南北宽10～20公里，总共寻找面积为1011平方公里，直接参加这次寻找的有1029人次，平均每人每天寻找近1平方公里。
　　第四次寻找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从彭加木脚印消失处的东北面开始到“八一井”以西地区，寻找3天；第二阶段是脚印消失处的北面和西北面，即从“红八井”到“红十井”地区，寻找7天；第三阶段是脚印消失处的南面和西南面，即从库木库都克到吐牙以西6公里和以东10公里的地方，寻找9天；第四阶段是脚印消失处的东面和东南面，即从羊塔克库都克到科什库都克，寻找12天。

拉网战术　一寸不漏

　　在寻找方法上，我们考虑到夏季的三次寻找，因受气候条件和油水供应等问题的限制，为了抢救活人，采取的是跑线为主，点、线结合的方法，面上没有来得及仔细寻找。这次我们拟定了拉网战术，点、线、面结合，以面为主的方法，步步为营，全面寻找。
　　我们把直接参加地面寻找的35人，分为四个小组，每天每组按划分地段排成一线，中间有一个人携带罗盘或手持红旗，掌握寻找方向；人与人保持50～80米的间距，齐头并进，找完一片再找第二片；遇上沙丘、芦苇包、雅丹包，绕上一圈，不留空白；遇到低凹地和流沙地，用钉钯进行扒寻；每天都在找过的地段插上小红旗作为标志，防止遗漏和重复。除用拉网方法对疏勒河谷地进行全面寻找外，对脚印消失处周围的20～30公里，加大了寻找密度，进行了重点寻找。最后阶段还组织了7人小分队，乘两部汽车，以“八一泉”为中心，沿克孜勒塔格山边沿，向东西方各寻找20多公里，找了几十条大大小小的山沟，有的大山沟汽车开进去10多公里进行寻找，也没有什么结果。寻找中遇见了两副骆驼骨架，拣到了几百年前的四个驼鞍子和清乾隆时代的铜钱、串珠、海贝、马掌和两件陈腐的民族式皮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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